摘要：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改革開放與經濟社會建設的全局性、根本性問題。我國改革的難點在農村，而農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改革。長期模糊的土地產權和混亂的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秩序形成“土地剪刀差”，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不斷拉大剪刀差，使農村和農民成為新“圈地運動”的犧牲者或奉獻者。城鎮化每前進一步，農村和城市的利益矛盾就加深一層。習近平總書記今年7月考察武漢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所時指出要加快農村土地改革，“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性質的前提下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既保障基本農田和糧食安全，又通過合乎規范的流轉增加農民收入”上進行有益探索。

　　農村土地改革的核心任務是探索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在新時期的實現形式

　　我國目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是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種實現形式適合改革之初的生存階段，急于擺脫吃飯問題的農民更加關注與土地產出密切相關的土地使用和收益分配權，不太關注與土地流轉緊密相關的土地所有權。而在改革開放30多年之后，我國農村已經進入發展階段，土地開始作為一種經濟資源進行大范圍的市場配置，已經解決了吃飯問題，逐漸富裕起來的農民開始進行就業、居住的再選擇以及土地的再投資，于是更加關注土地流轉和土地所有權的權益歸屬。這時現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的產權模糊的弊端就凸顯出來。我國現行農村土地制度中，集體是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法人代表，并行使土地經營和流轉中的所有者權益，而作為真正的產權主體的農民卻無法行使所有者權益，這導致集體與農民之間委托—代理關系的顛倒，作為土地產權主體的農民成為代理人，而作為農民集合的集體卻成為委托人。這種虛置的農村土地產權和扭曲的委托—代理關系無法體現產權主體的真實權益要求，降低了土地資源市場配置效率，并進一步淪為城鎮化過程中利益集團篡奪農民土地權益的“制度保障”。

　　股份制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重要實現形式

　　探尋與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相適應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要求把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從經營體制層面推進到產權治理層面，盡快構建起土地產權主體明確、土地治理權責清晰、土地職能村民分開、土地流轉體系健全的現代土地制度。其中的核心是要克服現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中存在的產權模糊和治理結構扭曲的根本性缺陷，從法律上明確農民作為土地最終產權主體的權利和地位以及農民作為委托人、集體作為代理人的新型治理關系。農村土地股份制是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對農村土地產權進行更細化、更規范的確權，把土地量化為股權分給農戶，使農民真正成為土地的所有者，而把土地的經營委托給集體組織進行代理，集體組織的代表人可以內聘，也可以外聘，從而理順農村土地的委托—代理關系。集體組織可以把土地以租賃形式返還給內部農戶進行經營，也可以引進外部租賃者進行規模經營，但必須獲得法律要求的股東數量的同意。這樣農戶與集體之間就形成委托—代理關系，而集體與租戶之間則形成租賃關系。由國家對集體組織經營的土地進行農保地、非農建設用地等使用功能的嚴格規定，集體組織在國家土地用途規定的范圍內靈活經營，農戶既享受土地作農用時的收益，也享受土地作非農使用時的級差增值收益。

　　土地股份制不改變農村土地的公有制性質

　　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既適合國有經濟，也適合集體經濟。集體所有制形式的公有制，其性質特征是集體所有制內部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在所有權面前完全平等，勞動者結合在一起，共同勞動，按勞分配。與國有經濟的股份制改革并不改變國有經濟的公有制性質一樣，農村土地的股份制改革也不會改變農村土地的集體制性質，而且會以股份的形式進一步強化生產資料的共占屬性和農戶所有權的平等享用。在國有經濟的社會化持股中，公有屬性的歸屬關鍵看控股權。與之相比，農村土地股份制更接近于企業的員工持股。農戶所持有的土地股權可以在集體內部進行自由轉讓和流通，如果要進行外部轉讓，則必須得到符合法定股東數量的同意和授權。這種制度設計與集體所有制的公有性在本質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