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同文化似一杯陳釀的老酒，歷久彌香；大同文化，似一朵艷麗的花朵，香飄四海。底蘊深厚的大同文化，與京津冀有著很深的淵源。在我市民俗專家趙佃璽看來，將大同文化融入京津冀文化圈，是提升大同城市知名度的最佳方式，大同自古為“幽云十六州”、“燕趙悲歌地”，正在于此。

　　趙佃璽說，從地理環境來看，大同的地形與北京極其相似：都是依山傍水的帝都，大同西北有七峰山、武周山、雷公山，東南有桑干河、御河、十里河；北京西北有燕山、軍都山，東南有永定河、潮白河、溫渝河、大運河。兩地地形相仿，形成了盤龍臥虎的帝都之勢。

　　在歷史上，大同在北魏、遼、金時代都建過都城，有300多年的建都史；而北京至遼、金、元、明、清有800年的建都史。

　　“大同與京、津、冀有著不可分割的歷史文化淵源。”趙佃璽說，從距今5000余年前黃帝時期的逐鹿之戰、北魏與范陽（今北京與河北保定北部）的禮佛之路。遼金時代，從西京（大同）到析津府和南京（北京）的文化往來。元代大畫家高克恭、書法家李溥光、戲劇家吳昌齡由大同到北京的文化交流。明代大同、北京的長城保衛戰和茶馬互市，明英宗大同被俘以及明武宗皇帝巡視大同鳳臨閣，清代康熙皇帝二次回鑾駐蹕，慈禧太后西逃路經大同等故事均與大同、北京有關。《紅樓夢》第79回所描寫的賈迎春出嫁到大同府以及大同話的應用也是很好的一個例證。“歷史上的大同文化是伴隨著北京文化而孕育的，大同味兒也有著京韻京腔。”趙佃璽說。

　　“北京的許多老字號是由大同人創辦的。”趙佃璽說，比如著名的燒麥館“獨一處”。當初，這里只是一個由大同人李家開的小酒館。李家原在肉市學徒三年，學會了制作北京的小吃。乾隆三年（1738）在前門外鮮魚口開張了自己的“李記”酒店，乾隆十七年（1752）舊歷三十晚上，北京家家店鋪回家過年，只有李記酒店還未打烊。此時店外有主仆三人下馬進店，主人是一個斯文之人，三人坐定要了一壺山西燒酒和一些小菜，邊吃邊聊，李老板盡力招待，待了好一陣子客人才離去。回去的晚上，主人看到前門外大街雖然張燈結彩，卻不見其他店鋪開業，便問仆人，此處叫什么啊？仆人想了想：僅此一家開業，就叫“獨一處”吧！沒想到這位爺是乾隆皇帝，剛剛視察完正事要回宮，而肚里餓了正要找吃處，遇到了這家酒店。三天過后，皇帝親自寫了“獨一處”三個大字，吹吹打打把匾送了過來，李老板高興萬分，于是把店命名為“獨一處”，從大同引進了燒麥，成了有名的燒麥館。

　　再說北京的“大北照相館”，原來在大同鐘樓西街開照相館的丁德榮和譚蔭蓉師徒二人，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逼迫他們到雁北戰地照相，丁德榮沒有辦法，照完相后回來了。日本久井大佐前來取相，丁德榮想了一個辦法，說底片不小心打碎了，當時底片為玻璃制的。久井大佐要殺他的頭，令他晚上必須交出，后來丁、譚二人由我黨地下工作者引導到了天津，把照相底片交給了國際調查團，后來這些底片成為抗戰勝利后審判日本戰犯的證據。丁、潭二人在北京前門大街開了一個“大同北京照相館”，即“大北照相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的相片也多出于此。

　　趙佃璽介紹說，還有現在前門大街的“同來順”等飯店均是由大同人開設，其中不乏有刀削而、油炸糕、莜面、羊雜及渾源涼粉等。大同的這些美食在北京、天津、張家口等地也開設多家分店，大同的餐飲文化在那個時候就打進了京、津、冀地區。

　　“大同與京津冀地區一直以來很注重文化融合和商貿往來。“趙佃璽說，過去，大同人與京津冀來往密切，京綏鐵路是我國的第一條鐵路，這條鐵路密切聯系起大同與京津冀的通道。清末民國初年，大同人的走東口便是沿這條路而去。解放初期，大同、張家口、延慶同屬察哈爾省。民國初年，大同火車站周圍開店鋪和居住的多來自北京、天津和河北等地，如東來順飯店、河北旅店、張肉鋪等。大同人多到北京、天津、河北求學、做買賣和居住。

　　“大同人是大同的驕傲，也是連接京津冀的紐帶。”趙佃璽說，新中國成立后，大同人與北京、天津、河北往來更加密切，每年考入這些地方的大學生達數百人，在這些地方開店做生意和居住的數以千計。大同人在京津冀地區的機關干部、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也很多，其中有著名畫家、電影演員、歌唱家、作家。

　　隨著大張高鐵的開工修建和2022年冬奧會，把大同文化融入京津冀文化圈，一是要儲備力量，提煉精華，推出精品，迅速登上京津冀文化舞臺；二是多引進京津冀優質項目在大同落地，推進投資和旅游，為發展大同文化產業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