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布了車船稅征收的意見稿，許多人在為是按價值還是按排量征稅率的看法而爭論。大多在討論稅收在貧富差別的調節公平的功能，卻沒有人注重稅收的效率問題。

　　稅收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調節社會公平，對富者多征稅，用二次轉移支付的方式向窮人轉移支付，如教育、醫療、最低保障等，這種稅收的調節征用大多集中于一次分配的收入之中，即在取得工資、勞動報酬、知識產權所得、資本盈利所得、經營所得等初次分配的所得過程之中。在發達國家也大多存在于財產擁有的階段，如贈與稅、物業稅、遺產稅等。發展中國家大多因財富擁有情況遠低于發達國家而未實行財產性稅收政策。但發生于消費過程中的稅收卻大多更注重于效率，而非調節公平。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消費中的稅制更多的是鼓勵生產與消費的傾向，優先于提高效率，以便擴大消費、拉動生產。

　　中國的稅制起源于計劃分配中的一律平等，這種假公平的分配制下無需用稅制來調節公平問題，因此是一個低稅或無稅的基礎上開始的。改革開放之后是小平同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打破了平均分配，也逐步產生了收入與貧富之間的差別，于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稅制是從每產生一個可能出現的富點上都設一個稅種，而不是系統的建立一套合理的稅制。這樣就出現了僅個人所得相關的稅就多達十多種，并且相互之間漏洞百出，甚至出現窮者無法偷稅漏稅、而富者卻可合法的利用稅制的漏洞而少納稅的現象，未起到公平的調節作用反而加大了貧富的差別。

　　如按月工資收入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人，卻可能因家庭撫養人口多爾要領取低保補貼;如那些低月工資或無月工資的演員、明星、大腕兒們一次性的演出收入高達幾百萬元，但按一次性勞務收入上繳20%的個稅，但同樣的工資性收入則要按45%的稅率繳納一倍以上的個稅。各國政府將個稅統一化的稅制改革并沒有在中國接軌，因此45%的高稅率只解決了一部分人的調節作用，卻同時在創造另一部分人的貧富收入差別的加大。

　　我國也曾為抑制高消費和腐敗而出臺過宴席稅之類的稅收政策，但結果如何呢?不但沒解決大吃大喝的腐敗問題，也未解決公平的問題。

　　根子在于我們習慣了用階級斗爭的觀念以極左的眼光來敵視那些先富起來的人群、敵視“小資產階級”追求高消費的觀念、敵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高爾夫這種國際通行的運動項目，在中國成了腐敗的象征;比如更多的呼聲在要求對大房子征稅、對擁有第二套住房征稅，那是否還會對民眾投資的古董、字畫、玉器、黃金、甚至紫砂壺征稅呢?

　　根子同時在于計劃經濟的觀念殘余。什么是計劃經濟?就是認為政府的力量可以大于市場的力量，政府可以用行政命令與分配的方式既解決經濟發展的增長問題，又能解決公民需求增長中的分配問題。因此中國政府堅決自己是最有能力的政府;因此政府希望集中最大的稅收財力，由政府去辦大事;因此政府總在用各種的方式從市場的一次分配中盡可能的集中所有的財富。

　　2009年我國預算內的財政收入只有68476.9億元，其中稅收為59514.7億元，其他收費等項目為8962.2億元。實際上在此之外，還有預算外表內收費和表外收費12999.8億元，社會保險金16116億元，土地出讓金收入15910.2億元，探礦權和采礦權出讓收入57.35億元，發行彩票收入1324.79億元。以上這幾項共計114885.04億元，占當年GDP337313.4億元34.06%。

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增長達11.7%，而GDP增速為8.7%，這已經是差距最小的年份了。2008年全國財政收入增長19%左右，從2003年到2008年，我國稅收收入增速分別為20.4%、25.7%、20%、21.9%、31.4%、18.8%，而GDP分別增長10.0%、10.1%、10.4%、11.6%、13.0%和9.0%。同期，收費罰款、土地出讓金和社保金收入同樣也是高速增長。

　　但歷史已證明，政府的計劃經濟的低效無能。中國近三十年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不是來自于政府的集中財力辦大事，而是來自于市場經濟。

　　法國的經濟學家皮埃爾•西里爾•赫特科爾說：“市場經濟首先是一種可以進行自由交易的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可以選擇投資和參與經濟活動……”而國家最重要的是不要阻礙市場創造財富，正如大前研一所說：“如果國家錯誤的認為是自己在創造財富，那么結果將會非常糟糕。”而中國的政府似乎從來都認為是自己在創造財富。

　面前中國的稅收政策恰恰是在兩種陳舊且錯誤的觀念指導下努力的在擴大國家的財力，強國富國而非強民富民。

　　皇權之下的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納稅成為義務，但沒有對應的權利與收益。稅收的多少是依據于皇帝的好惡而決定的。當苛政猛于虎時，民只有亂而奪其政了。日本的明治之后，福澤諭吉認為，交稅可有由國家提供安全的保證、降低個人安全保護的成本。覺得納稅是天經地義的，也形成了此后日本變為軍國主義的基礎。

　　應該強調無權利不納稅的觀念，當年的革命因抗稅而起，于是在1628年通過的一項決議中加入了“納稅可恥、不納稅光榮”的條款，意思是非國會通過的納稅國王無權征收。即使是英格蘭與蘇格蘭面臨戰爭時也一樣不能未經過國會批準而加稅。

　　美國的獨立同樣是因加稅、抗稅而實現的。因此無權利不納稅成為一個納稅是否光榮的前提。

　　納稅對社會的公平與效率產生著極大的導向作用，如用稅收優惠吸引外資而形成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如用減稅優惠鼓勵安置待業青年就業、創業，在改革初期對解決就業和促進經濟增長發揮了巨大作用;如提高個稅起征點而鼓勵致富和提高個人收入;如對小排量汽車的政策優惠促進了小排量汽車的銷售;如對住房購買的稅收優惠提高了住房改善的積極性。有的稅收優惠政策會提高效率、促進增長，有的稅收增加則會降低效率和抑制增長。

　　如中國的慈善事業的非公募基金的不免稅和低免稅政策就嚴重的抑制了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國家應干而沒干活不能干的事也無法用社會的公募基金的方法去彌補。美國的慈善捐款超過GDP的2.2%，英國超過1.3%，連印度都超過0.5%，而中國則連0.1%都不到，甚至不到巴西的四分之一。

　　當車船稅抑制高消費和稅收鼓勵小排量時，中國會出現什么情況呢?小排量的車輛迅速增加，名義上是減排、實際上是車輛多、擁擠而產生的碳排放量增加，對經濟增長的效率降低。這就如同農村建設的大量房屋對宅基地的占用巨大但集合效率最低一樣。城市集中度的效率遠高于農村的生產效率，同樣適用于其他的相似情況。#p#分頁標題#e#

　　稅收的公平不在于對富人的加稅，而是向窮人的轉移來縮小貧富差別上，在于稅收是否給予了所有納稅人權利，讓所有納稅人覺得稅收是合理的，稅收使用是符合納稅人的心愿與要求的。納稅的公平還在于稅收政策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與增長、稅收可以提供更多的內外安全保障、稅收可以普遍的提高社會的公共服務、稅收可創造穩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環境基礎(包括縮小貧富差別)、稅收政策可以創造生產力發展的最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