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房地產的市場調控究竟是調控無效，還是調控過度，還是調控適度，已經成為有識之士當前議論的重點。

　　我國房地產政策調控歷時八年，矛頭直指房地產市場價格，政策所向都是為了一個剛發展起來的中國房地產產業，連帶著把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和地方政府都做了嚴肅認真的批判。房地產市場化、商品化的發展道路，已從根基上得以動搖。

　　一個房地產市場價格已經攪得國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一個房地產市場價格的調控目標，已經成為地方行政官員政績考核的主要內容。中國房地產政策調控和市場演變勢將成為高端經濟學教科書中的典型案例。

　　伴隨著中國經濟、政治、軍事在全世界的復興，新世紀的開頭多數年份，中國將整個社會的關注重點聚焦在房地產的市場價格上，這究竟是圓滿還是失敗收場，誰能說得清?但是還必須從中理出若干社會根源。

　　首先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探索中前進的，改革有進退，發展有利弊。中國國力的增長速度和經濟發展的規模水平，超出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世界各國各界的預估。但是這種發展是在中國經濟理論尚未形成、中國發展實踐未獲共識的探索中取得的。我們對發展中的各類問題一向高度重視，也會帶來一定程度的自我緊張。我們既想防止經濟大起，也要防止經濟大落。“不確定、最困難、最復雜”，實際反映出我們對自身經濟的發展走向還未真正把控，還未真正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畢竟國太大，人太多，事太雜，理太多。走市場主導基礎上的強化行政作用，還是在行政主導下來強調市場作用?是用行政力量彌補市場作用不足，還是代替市場作用?客觀上這種爭論還得延續下去。

　　其次是中國人內心對公平、正義、合理的追求遠勝于對財富、效率、法制的追求。原本中國是小生產者的汪洋大海，不患寡而患不均;原本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一步躍入社會主義社會，因此政治翻身的面子喜悅經常掩蓋了經濟脫困的里子需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人對工薪收入、獎金股權、投資收益、車子房子、家庭財富的關注，都遠勝于對發展路徑、方法和創新的研究。怨社會遠高于激勵自己，靠政府遠高于相信自己。“只要你過得比我好”，中國相當數量的人心態還是不能夠平衡。

　　最后是中國年輕一代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訴求階層。發展中的中國，語言在變，話語權在變，價值導向和審美趣味在變。社會在變得更加寬容自信的同時，也變得更加浮躁暴戾。個人利益和主觀評價是看待社會人、事、物的羅盤指針。新的一代對剛剛結束不久的文化大革命忘得比日本人忘掉二戰還快。隨著經歷磨難的一代人衰老退卻，整個社會必須認同新的一代已經成功的接手并掌握著共和國的發展大船。訴說“夾心層很受傷”的人，你很矯情，你很作。其實，你并沒有受什么傷，也沒有吃多少苦。你們從未經受過共和國生死的嚴峻考驗。經濟增長和快速富裕并未帶來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的提高，這是需要年輕一代反思的地方。

　　我國房地產政策調控的歷史過程中，不管常態化的調控還要多么長久，多么嚴厲;不管其房地產的市場價格走向何處，是高還是低;不管保障型住房究竟能否落地，覆蓋面是大還是小，我們都需要從中找到屬于自己的經驗和教訓。

　　國家改革價值取向和發展目標是缺乏共識的。中國房地產政策調控過程中，最大的問題并不是房價下不來、保障房建不上去，最大的問題是表現為整個社會缺乏共識。中國當前宏觀經濟和微觀企業發展過程中，最大的問題并不是外源性經濟問題的導入和當前的通貨膨脹，最大的問題還是整個社會缺乏共識;中國社會和諧、科學發展、經濟轉型過程中，最大的問題并不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甚至也不是腐敗和壟斷，最大的問題依然是整個社會缺乏共識。一個沒有社會共識的國家，是一個分裂的、沒有前途的國家。

　　我國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不徹底。我國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過程中，幾乎所有的決策和研究部門，都有意無意的回避了我國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歷史總結，兩項改革受到了國民的輕慢和歷史的不公。中國的土地從不值一文，到惜土如金、點土成金，這是顛覆性的歷史過程。今天中國的國有土地資源價值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國家財富和戰略資產。這種變化均來自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其實直到今天，商品住房的開發用地還占不到我國每年建設用地的百分之五、六，但卻承受著不應、不能承受之重;我們大量的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并沒有完全納入到行政有效監管的范疇之中;我們相當一部分公務員和吃財政飯的人，并沒有完全和中國城鎮老百姓一道去闖住房制度改革的市場風險。我們的改革不進則會退。#p#副標題#e#

　　經濟問題不能輕易簡單用政治觀點和行政手段去解決。只要翻開共和國六十二年的歷史，此方面的案例多多，其教訓反復驗證，實在不必贅述。經濟問題一旦上升到政治高度，就堵了人的思考和嘴巴。行政調節一旦超越了市場調節，腐敗和壟斷全都有了深厚的土壤。改革和發展的頂層設計需要宏觀戰略視野和靠得住的駕馭能力。如果缺乏精準的產業普查、科學的產業規劃和穩定的產業政策，就沒有產業長期穩定的健康發展。經濟問題必須用政治的觀點去統領，還必須主要和最終用經濟的手段去解決。

　　房地產“雙體系”客觀存在巨大的內涵差異。2010年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逐步形成符合國情的保障性住房體系和商品房體系”。相對于幾年來的房地產的政策調控，這一抉擇是進步的。相對于過去二十多年的住房體制改革，這一抉擇又是原地踏步的。

　　“雙體系”客觀存在著主從并列、等量并列、商品房體系內含保障住房體系、保障住房體系內含商品住宅體系等四種體系政策抉擇。在目前集中保障房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幾乎沒有考慮如何做到不沖擊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商品房體系，幾乎沒有考慮如何做到“雙體系”的良性互動協調發展，也幾乎沒有考慮未來中國城鎮“雙體系”各自覆蓋的量化比重。我們甚至在沒有解決好供應機制、申報機制、審核機制、退出機制、補貼機制和管理機制的條件下，就冒然超大規模地發展保障房體系。

　　中國的住房制度改革歷次重要文件從來都是要求政府在推進房地產商品化、市場化的過程中，切實承擔起中低收入者保障住房的建配責任。“雙體系”從未否定，反而是多次肯定。是各級政府保障住房在長達十年左右時間里的總體職責缺失，而根本不是什么市場失靈，直接導致了我國城鎮中低收入居民家庭住房的目前困境。更糟糕的是很多地方打著穩定公務員隊伍和吸收人才的口號，名義上建了不少的保障性住房，其結果都用甚至低于經濟適用房的價格福利性的補貼給吃財政飯的人。官民不同步，利益差別大，怎么能夠實現上下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