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樓市調控政策支持的聲音占主流,但批評之聲也不絕于耳。主要觀點是:限購后,一些有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市民沒法購房,對普通商品房有投資而非投機需要的群體需求也幾乎完全被抑制。
張泓銘說,限購政策是剛性政策,意味著“一刀切”,對消費者沒法靈活對待,會產生消極作用,“短期限購可以,長期限購就不對了。長遠看應由行政手段調整為經濟手段,比如金融、稅費手段等。房產稅就很好,采用遞進征稅的方式,讓人們有選擇的可能性,將利益和選擇結合起來,政策意圖很明顯。”
在郭松海看來,限購政策雖然可行,但要有退出機制,“限購的目的是要讓房價回落到合理的空間,但究竟多少錢才是合理、用什么指標來衡量,并沒有答案。”2012年,他向大會提交了《調控房價回歸,何時到位?》的提案,建議將房價與收入之比確定為衡量房價是否合理的參照系。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限令實施后效果不佳,要用新的限令來修正和補充。北京的機動車尾號限行政策就是如此。
從2008年10月起,北京規定機動車按車牌尾號每周停駛一天。然而,這一政策并未緩解北京的交通擁堵狀況。迫于無奈,從2010年年底開始,北京開始對機動車實行搖號購車政策,通過控制機動車全年購車總量來緩解擁堵。
在全國政協委員、湖南財政經濟學院院長伍中信看來,城市“限行”、“限號”政策無可厚非。但他認為,按尾號限行的政策值得商榷,“這一政策出臺后,反而可能誘導市民多買車,造成了更嚴重的擁堵。這說明,即使是限令,也得考慮它出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如果說限購、限號等政策還能受到輿論的好評,另外一些限令則是遭遇惡評如潮,前不久廣受關注的電影票“限折令”就是如此。
“限折令”源于日前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發出的《關于進一步規范電影市場票務管理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對影院制定的會員票、團體票等優惠票設定下限,不能低于七折。
雖然有關方面稱“限折令”是誤解,并稱政策執行時將先降價后限折,以此來解決影院票價混亂的問題。然而,這一限令卻不免讓公眾聯想起此前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的“新書限折令”,以及國家民航總局出臺的機票“限折令”。這些限令一出臺就廣受批評,最后便無疾而終。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張兆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出,“限令”應該避免隨意化、行業化和基層化,以免政府職能部門一遇到棘手或者短期難以解決的問題時,就用“限令”來應對,從而患上“限令依賴癥”。
“市場主要靠無形之手調節,無形之手用好了,政府的有形之手就沒那么必要了。”伍中信說,種種限令的背后,或者體現了市場無形之手的失效,或者體現了有關部門伸出有形之手的沖動。“市場自治與政府管制之間,如何防止失序,有效搭配,發揮最大效應,在每個限令出臺前都應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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