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0年，美國就創立“超級基金法”，向石油、化工等巨頭征收化工稅，用于清理泄漏的化學物質和有毒垃圾場。2002年，美國又頒布了《棕色地塊法》，將污染責任和現在的開發商分開，再通過折價，讓開發商有獲利的空間，從而促使社會資本介入棕色地塊的修復。

　　歐美國家普遍于1980年代就開展土壤修復工作，但我國只是最近5年于極少數城市有所開展，如北京、上海、重慶等，也只有這些城市頒布了地方性文件，且有相當的局限性，比如很多城市都將修復工程交給本地的企業。

　　2005至2006年，北京市環保局調查了18家已停產或即將停產的化工企業，發現7塊場地受到污染，部分場地污染深度達到15米，必須修復才可達到規劃用途的環境要求。目前，我國尚未發現棕色地塊直接危害地上居民的具體案例。一個荒誕的現實是：依他國的法，修復中國的地。

　　高勝達分析，中國房地產2002年以后才火爆起來，大量入住是在2005年之后。而危害需經連續多年的影響才會顯現，還需檢測和排查，才能確定原因。我國對棕色地塊的重視，最早竟起步于三名工人中毒事件。

　　2004年4月28日，北京市宋家莊地鐵工程的建筑工地，三名工人因開挖深層土壤而中毒。出事地點原是農藥廠，后被一家涂料廠合并。“當時還沒有土壤修復的概念，受污染的土壤被挖走了事。但這一事件讓大家認識到工業用地存在潛在風險。”高勝達說。

　　2007年，南京樂居雅小區一開盤即被消費者抵制，因其建在未經修復的原南京化纖廠原址上;2008年，原廣州氮肥廠部分地塊被規劃為經濟適用房用地。被媒體曝光后，廣州市政府只好花費600萬元進行修復。這被稱為廣州市土壤修復第一案。

　　這些都是零星的個案。至于全國土壤修復的總體數據，南方周末記者采訪多個科研院所和相關企業，均無法得知。“一些場地即使做了修復，開發商也會出于銷售方面的顧慮，不愿進行宣傳”，但他們均表示，土壤修復“非常有限”。

　　盡管我國早在2003年就施行了環境影響評價法，但也不能有效過濾毒地。因該法所稱環境影響評價，是指“對規劃和建設項目實施后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預測和評估”，并不包含用地的歷史情況調查。

　　這造成一個荒誕的現實：依他國的法，修復中國的地。自2007年我國土壤修復進入商業運作模式以來的5年里，土壤修復所參照的標準要么是別國的，要么是環保部制定的《污染場地風險評估導則》等4個修訂意見。這些修訂意見大約都是在2009年制定，但一直未正式頒布。

　　業內寄予厚望的《關于加強工業企業再開發利用環境場地管理通知》至今也未發布。該通知于2011年9月由國務院同時發給環保部等部委、各省征求意見。通知要求工業企業搬遷場地再開發前，必須開展調查和風險評估。

　　北京大學環境學院博士陽平堅認為，美國對于中國的最大的啟示是法律先行，且嚴格執法。“法律出臺后，資金要落實。美國甚至會把資金的來源和額度寫在法律條款中，使得執法過程有財力和物力作為支撐。”

　　而包括武漢在內的更多城市至今未建立相應的機制，就像“長江明珠”一樣，一些棕地只有在媒體曝光，或者引發了中毒事件后，才被重視。中國尚未制定土地污染防治法對此進行強制性要求，甚至中國至今還沒有污染場地的調查、風險評估、修復、驗收等各方面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