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和計劃經濟導致近10年來的調控政策一定是失敗的，用市場化的手段，最終才能達到供求關系平衡而讓房價變成相對合理，而讓老百姓的收入有所提高。

任志強

　　去年我們做了一個關于2003年以來每一次調控措施后評估報告，沒有人會反對政府對市場進行調控，但是用什么樣的方法對市場進行調控，爭論很大。國際上大部分會用市場經濟辦法調控市場，中國一般喜歡用計劃經濟辦法或者用行政命令方法進行調控，或者說用看得見的手抑制看不見的手。我們得出的結論結果是每一次調控都是錯的，從來沒有調控正確的。原因很清楚，當我們的調控都是以短期行為為目標的時候，通常會發生后遺癥，一定是錯的。中國最重要的是政府任屆期，他會要求在短期市場中出現一個符合他心中要求的結果，他不會去管后期或者我們叫做長效機制而產生的結果。如果用市場經濟的辦法調控市場的話，可能對長遠來說會讓市場機制更加健全，讓這只看不見的手發揮巨大作用。而我們的調控基本上是破壞市場經濟機理，就是把市場經濟的機制破壞的越嚴重越好，這樣就可以按照他們的要求，今天這樣，明天那樣。就是我想讓這個豬肉價格高點就高點，想讓豬肉價格低點就低點。計劃經濟時代，毛主席有一個“論十大關系”，其中講了一個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關系。但是，到了市場經濟，我突然發現沒有這個概念了，不管總需求和總供給之間有什么差別，反正就是我說了算，我想讓它高它就高點，我想讓它低就是低點。從2003年以后大部分是打壓的。結果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我們出現了鼓勵或者是振興，弄把它弄上來了。從往下調到往上調，這幾次都可以看到，2007年是往下調，是“兩防”。

　　對于房地產市場而言，他沒有把產業政策當成一個目的是解決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沒有當成最終解決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住房需求的概念，而是當成短期之內經濟過冷或者過熱的調控工具。所以2007年說過熱了，打打房地產，2008年過熱了，也打打房地產，因為投資占的過大，我們占18-25%之間的比重。所以，房地產投資下去了，投資就下去了，沒有投資過熱了，沒有投資過熱了，通脹就下去了。到不好的時候，GDP掉下去的時候，就拉一拉房地產，讓房地產把其他的產業帶動起來。如果這是一個調控的目標，或者以價格為主的調控目標，一定是對市場經濟最大的破壞，這種破壞會最終導致市場經濟不發揮作用，行政命令發揮作用。

　　回想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我們給政府這么多的時間，30年時候都沒有解決吃飽穿暖問題，如果30年沒有解決的問題，鄧小平用幾年的時間土地承包就讓大家吃飽了，說明政府一定是無能的，想用政府手段調控市場經濟一定是無能，不管是中國政府如此，全世界政府都是如此，從來沒有一個政府會比市場更強大。所以，在古羅馬時期我們很明確的看到了有貴族院和貧民院，用兩院堅固政府，他們知道政府一定會干傻事，所以監督政府防止他干傻市。曾經一共有三個執政官被民眾投票轟出去了，驅逐出境，這是公元前的時候，人們就知道政府一定是不聰明的，所以在美國也好，在其他國家也好，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里面，所有人都知道在權力中一定是腐敗，一定是不公平，一定是錯誤的和市場經過斗爭。但是，我們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別的國家沒有這個問題是在哪呢?他們是市場經濟國家，中國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比如資源分配處于壟斷的情況，各大主要產業都沒有私有化、沒有開放。所以，我們會很奇怪的出現一個老36條、新36條，可能繼續出一個更新的36條，也就是說這種政策發了很多次，但是沒有起作用，因為壟斷和計劃經濟導致這些調控政策一定是失敗的。

　　這次我們說今年的調控政策怎么樣?表面看來各價格為主的調控政策讓價格或者平穩了，董藩教授在網上發了微博，說北京調控失敗了，房價漲了這么高，而且剛發時間不長，可能會為了開會專門發的微博。房價漲不漲不是政府說了算，而是市場說了算，其中包括政府是不是壟斷控制資源，如果土地制度不改變，形成的結果可能仍然是政府抬高價格的一種做法。我們不認為政府取得高額土地出讓金是錯誤，因為他要用于城市基礎設施投入，比如北京可能70%的基礎設施全是靠土地出讓金來的。如果沒有的話，北京建不了三環、四環、五環、六環。但是你把這么高土地出讓金裝在自己兜里，還有這么高稅費放在自己兜里，你就別說房價高，你可以用其他資源解決低收入家庭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市場有辦法解決商品房問題，同時政府有辦法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1998年我們提出同時建立保障性住房制度，提出廉租房和租賃性住房，沒有人聽我們的，2007年才提出廉租房，2009年才提出公租房，2010年開始建。我們很明顯看到2011年一千萬套結果是什么?大量的腐敗。

　　所以，我認為調控政策只要是用非市場化的手段，通常是失敗的，用市場化的手段，最終才能達到供求關系平衡而讓房價變成相對合理，而讓老百姓的收入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