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首次在公開場合明確表示通過調控下調房價為國策,充分表明中央決策層高度團結,誓與地產利益群體一決高下,誓將畸高房價降下,讓民眾能以合理的房價實現安居夢。
那么,決策層為何明確下調房價是堅定的國家政策呢?筆者以為,有如下原因:
一、畸高房價令大多數民眾買不起房,卻有大量房屋囤積在炒家手里,導致各地怨聲載道。房改以來,中央政府對房地產完全市場化寄予了厚望,希望房子也能像其他商品一樣通過市場化來滿足民眾的需求。于是乎,政府對房地產業極盡所能進行大力扶持:商品房預售、房地產開發及銷售期間給予房產商貸款、個人購房貸款、土地使用金延期支付、給予房地產項目極低的資本金比例等。
所有這些扶持政策令房產商得以順利地以小博大,得以快速的發展并聚攏超額財富,與此同時,中國房價也被數度推高。實踐來看,目前以開發商所主導的商品房市場絕難滿足民眾的普遍需求,各地民眾對于高房價的抱怨和痛恨越來越強烈。
二、畸高房價激發的社會矛盾已接近臨界點,政府若不及時出手痛擊高房價,必將爆發出更惡劣的群體事件、政治事件,將危及政權。畸高房價令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絕非危言聳聽,我們可以看到由于畸高房價,各地拆遷致死、傷、殘頻現,因征地導致的惡性群體事件頻發,普通民眾為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不惜以自焚得極端方式相對抗。
由于畸高房價,一個年輕有為的監獄管教民警落入犯罪開發商的圈套而知法犯法;由于畸高房價,很多地方官員淪為地產商的俘虜。所有這些,都表明畸高房價令社會矛盾日益激化。
三、畸高房價抽干了中產階層的積蓄,透支了至少數十年的社會主流消費能力。中產階層對社會的發展往往能起到推動作用,然而在中國,由于房價的瘋漲,可以說一套房子就消滅一個中產家庭,中國的中產階層大多將自己的財富轉化成房子。中國的中產階層收入大致為,東北地區10萬元、邊疆地區6萬元、北京上海30萬元。在這些地區,大多數中產家庭要花10到20年時間才能買得起一套房子。因而,可以說中國房產的發展扼殺了大批中產階層。
四、畸高房價加劇社會分配不均,拉大貧富差距。買賣的基本原則是“等價交換”。但現在由于房價畸高,但又是民生必需品,老百姓買房子是無奈的“非等價交換”,我們常常看到祖孫三輩人的積蓄拿出來支付付一套房子的首付款!早期西方殖民者用玻璃制品和美洲土著人換取黃金和珠寶,實際是赤裸裸的掠奪。
現在的地產利益集團用虛高的房價換取老百姓的血汗,何嘗不是赤裸裸的掠奪!而不同的是西方殖民者利用的是他們領先的科技,而地產利益集團利用的是我們的制度缺陷和他們手中的權勢,所以更加無恥!
五、畸高房價導致大部分社會資金被房地產占用(閑置),實體經濟發展嚴重缺血。商品房的瘋狂發展導致嚴重的擠出效應,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消費的擠出。老百姓購房之后,只有省吃儉用,握緊錢袋,日常開支大幅縮減,從而抑制了消費,收緊了內需。國內廠商只能更多地依賴出口。這樣就抑制了房地產外其它行業的反展,增加了國民經濟對出口的過度依賴,引發外匯儲備激增,對沖的流動性泛濫。從而導致通貨膨脹,百姓生活更加艱難。
二是投資的擠出。高額的房價,以及其所引發的通貨膨脹,使產業資本投資其它產業收益率下降,風險加大,就會迫使這些產業資本投向利潤高,技術門檻低的房地產業,或者直接將資本投入樓市,造成更大的泡沫。通過以上兩方面的擠出,惡性循環,中國其它產業的競爭能力將下降,中國最終淪落為一個“房地產國家”。其表現是產業空洞化,實體經濟發展嚴重缺血,國內企業大量倒閉,工業產品大量依賴進口,而全中國只剩下一堆鋼筋水泥的房子。
六、畸高房價令官員腐敗日益嚴重。幾乎每個貪官都與房地產領域腐敗有關。一批批與土地案件、房地產開發項目相關聯的省市級干部相繼落馬,重量級高官陳良宇、李金寶、劉志華、王武龍、李寶金、杜世成等即是如此。房地產腐敗高發的重要原因,首先與房地產領域的制度缺陷有關;其次是懲罰機制的缺位。在很多情況下,開發商尋租于主管部門,部門就能基本上滿足開發商的要求;貪官用權力托市,與開發商一拍即合,結成利益共同體;不法開發商達到目的,腐敗分子也得到好處。因而可以說,房產行業的發展,助推了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
七、畸高房價令年輕人不思進取。“少年強則中國強,少年富則中國富”,年輕人是國家的未來。但是我們的年輕人是怎樣一種生存現狀呢?大學一畢業就背上了承重的心里包袱――要賺錢付房子的首付款。找到一個工作,老老實實,循規蹈矩地工作。但痛苦地發現工資的增長永遠趕不上房價。最后只好厚起臉皮向父母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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