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房地產稅加快立法與先試先行不自相矛盾
發布時間：2014-02-21 來源：0352房網 編輯：李建霞
●在關于房地產稅的通盤考慮中，須涉及在整個不動產開發、交易、保有全鏈條中各個環節的各種稅之外的費，納入視野，加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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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稅應堅持“調節高端”原則，不能夠簡單照搬美國“普遍征收”模式。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一重要文件中，非常簡要地提到“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作為研究者，筆者認為應從以下要點領會這一句提綱挈領的表述。
通盤考慮房地產各環節稅費
完善立法是現代國家治理和現代財政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只有加快立法，才能適應我國在現階段深化改革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
對這里所說的“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中的這個“房地產稅”，我認為應該作一種廣義的理解。它不僅僅指在上海、重慶兩地已經進行改革試點的
房產稅，從廣義上說，與房地產相關的各種稅都可以包括在內。目前實際開征的18種稅里，與房地產相關的就有11種。實際上，在這個關于“房地產稅”的通盤考慮中，還必須涉及在整個不動產開發、交易、保有全鏈條中各個環節的各種稅之外的費，納入視野，加以整合。因為這些稅和費合在一起，都主要為
市場主體和社會成員負擔。這些所有的稅費，怎么合理化，必然要求有一個通盤協調的整合。從
土地開發，到開發中間各個市場主體介入之后提供出來的成品交易，再到交易以后的保有，所有稅費都應在全面改革審視下合理協調——或需要在清理中間取消，或需要歸并，或某些負擔需要調減，或某些負擔也需要調增。這樣的通盤考慮，是對應于稅費體系的構建和完善。比如說，上海、重慶兩地試點的
房產稅，就是要從無到有地建立起鏈條中間的不動產(包括消費
住房的保有環節)稅收調節制度框架。要走向現代國家、現代社會，構建現代稅制，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改革任務。
加快立法與先試先行聯動
對于《決定》中對房地產稅表述的“立法”，需要做一種
動態的理解和把握。我們國家現在具體開征的18種稅，具體有“法”的形式的只有3種。逐一看起來，有了稱作“法”的稅種，對它的“法”的成熟性和嚴肅性往往難以做出較高評價。
比如個人所得稅，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打開國門之際，不得不建立的。打開國門后，大批外國專家涌入，不征其個人所得稅，他們回到本國要完稅，既然有作為國際慣例的雙邊稅收協調機制，當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應該按照國際慣例在自己的本土上對這些人征稅，于是就需通過立法確立個人所得稅。但是，個人所得稅演變至今，其法規條文的完善程度，仍然是遠遠不能合乎意愿的，還需作出較多輪次的修訂。回到中國法規體系的現狀，要看到另外一個角度，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立法。立法實際的涵蓋面，絕對不是只覆蓋到稱為“法”的這些規則，而是從法覆蓋到法下面更低層級的條例、暫行條例，一直到官方確定的紅頭文件。白紙黑字的這些規則，都是中國現階段法規體系的組成部分。上海、重慶兩地房產稅改革試點，之所以并不違法，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法規體系和授權鏈條。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人大審批通過房產稅法規之后，授權國務院規定具體實施方案，也就是說，如何制定實施細則在國務院權限里已經得到授權。而國務院在這個授權之下，又同意了在上海、重慶兩地，實施“敢為天下先”的房產稅改革試點。但在不違法的情況下，這樣的規則成熟度明顯不足。這是現在我們不得不接受的事實，不能因為顯得粗糙和不成熟，就否定改革的意義。
“萬事開頭難”，敢為天下先的改革更是不容易，加快立法，實際上就必須和明確鼓勵“先行先試”，繼續鼓勵“摸著石頭過河”這個取向上的改革，形成聯動關系。加快立法和繼續先行先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關系，需要形成一個合理互動的關系。我認為在對“立法”需要做動態理解和把握的情況之下，實際包含的一個精神實質，就是在一些存在明顯爭議的改革事項上面，必須給出試和闖的彈性空間。
在立法層面上，對加快立法和繼續鼓勵先行先試，不能做互相排斥的理解，必須很務實地考慮到中國這個動態演進的立法過程。比如說，在兩地試點和適時擴大試點范圍的房產稅實踐基礎上，有可能先從現在的紅頭文件向暫行條例或者條例來提升，難以一下子把這么多稅都按照“法”由人大牽頭來形成正規的文本、審批之后
全國一起實行。這樣理想化的“一步到位”狀態，在現實生活中是難以企及的。
房地產稅改革不應千篇一律
在全面改革取向下，在爭取使房地產這個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的支柱性產業，更健康地在市場經濟通盤發展中發揮它應有作用的過程中，既要把握大的方向，掌握好基本趨勢和基本邏輯，又要注重國情、階段特點，注重務實可行。中國人一向推崇“明道取勢”，就是要對客觀趨勢和基本邏輯首先有一個非常清醒的正確的判斷。當下的全面改革新階段中，構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現代市場體系，是現代國家治理必須完成的改革攻堅任務，在這樣一個基本依據之上，要注意
房地產市場有它的特殊性，就是要在住房“保障軌”上得到有效供給的同時，才能在“市場軌”上得到健全的發展。但是大的改革方向是以經濟手段為主
調控房地產市場，經濟調控手段里必須包括現代稅制，包括現代稅制里的直接稅——房地產稅。在“明道取勢”的同時，必須又要務實可行，要講“精術致用”。也就是說，需要推進的這套房地產稅改革方案，必須帶有什么樣的務實特征
第一，需要清醒地看到，房地產稅改革方向已經鎖定。雖然有這么多爭議，有強烈的不同意見，但從中央歷次文件一直延伸到三中全會決定的內在邏輯，改革是需要往前推進的，此項改革已“箭在弦上”。
第二，房地產稅的推出“要特別地慎重”，房地產稅制
建設，即住房保有環節從無到有要建立的一個直接稅——財產稅(名稱也可能是房地產稅、或不動產稅等)，應該是堅持“調節高端”的原則，而不能夠簡單照搬美國那種“普遍征收”模式。應當把這一信息盡快在決策管理層面加以確立，讓全社會吃定心丸，否則改革推進，不能體現應有的務實精神。
第三，怎么調節高端這就應該鼓勵更多開明、理性的討論。比如說，在必須澄清的法理依據問題、允許各地有差異性的問題等，都力求得到實事求是的、中肯的分析闡明，具體界限的把握還必須在技術路線方面允許大家發表不同的意見：是第一套房算作免稅的對象還是人均一定標準作為免稅對象獨立別墅是重慶的試點方案所涉及的單獨處理的存連但給出180平方米的起征點這就是“調節高端”要領的具體化設計。這種具體數量的設計，改革推行中對各地并不應要求千篇一律。因為各地在地方稅概念之下，應該留出有彈性的選擇空間，但方案設計的內核卻是有共性的。應該在凝聚基本社會共識的基礎上，抓住漸進動態過程，優化立法，推進改革攻堅程序，力求深化改革不動搖不放松不虛飄。這也是整個社會、全體人民群眾，經受走向現代國家的歷史性考驗所必須面對的改革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