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2010年的稅比GDP都高一倍,每年增長的稅收這么多,然后在房地產目前主要是一個所謂房價問題,剛才龍部長講了,這次五中全會和十二五規劃整個的精神都很清楚,保障歸保障,市場歸市場,重點把保障做好就完了,這件事情就解決了。所以如果是用這個稅來解決房價問題,我認為方法是稍微顯得有點粗糙,對整體來看整個稅務環境來看目前這段實際上是要考慮適當減稅,不是每個環節政府都在加稅。
政府稅收的結果特別影響到投資者的信心和中產階級對于在這個土地上長期生存發展的一個信心。所以這和最近移民潮有很大的關系,大家覺得在這個土地上你辛辛苦苦做的事情,共同富裕,然后做守法公民。結果呢?我們當然知道法制建設還有待時日,腐敗問題有時候屢禁不止,帶來這些問題以后,就是自己這些財產老被打主意,子女教育部安全。很多中產階級以上的人開始往海外走,如果治理這個社會的問題,把房地產如果是放在大的社會改革和系統當中來看,我覺得不能夠簡單的因為一個房價問題本身已經有了應對之策,然后又去打一個拳頭,相當于你這拳頭紙上畫了個老虎,拳頭打過去老虎破了,反過來自己打了一拳頭。
那都是私人財產,我們連完全產權都沒有,不能收錢想到西方都是好的,減稅的時候忘了。我認為現在目前匆忙的或者說是用房地產稅來針對房價做一些應對時機不是最好的,方法也未必是最有效。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在我們整個稅收體系政府不差錢,政府在不差錢的情況下亂收稅,收稅多是有很大社會整體上一個困擾。
我們現在的法源基礎,收稅是財產稅還是消費稅,不能政府為了一個事就算計這個事非要收不可,你收的首先不是財產稅,土地不是我們的,我們租的50、70年,我租了個地,蓋了個房,產權不完整。西方是當財產稅收的,這個不能簡單跟西方比較,我們應該去看。所以重慶說是收的高消費稅,他是從這個角度,這個東西收消費稅的立法現在整個法律的過程,收稅這件事跟人口袋拿錢跟人口袋出錢商量著。
這個從業界來說一直都有一個基本的意見,目前從房地產企業來說整體上的稅負是偏高的,高到多少?大概股東分一塊錢,政府拿走1.4、1.6元,按照正常競爭性環境來說,股東和投資人不應該再投資,為什么還有再投資,政府拿的比他還多,所謂有暴利。暴利的一個原因他拿40%,他還愿意做,平均下來他還有利賺,就是房價高帶來的一個暴利行為。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讓投資者還有一個正常投資心態很大程度上政府只拿40%,那么投資人拿60%,在這種情況下房價就有可能下來,因為開發商得到的比原來不會減少很多。所以這里頭的博弈也屬于政府跟企業之間實際上要看,這地方地方政府不斷推高地價,再靠房價消化。開發商在這個游戲當中是一個逐利者也是犧牲者。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當于是一個二奶,幫助別人快樂,最后得到全是罵名。
馮侖表示,用房產稅來解決房價問題,方法稍微顯得有點粗糙,對房地產整個賦稅環境來看,目前實際上是要考慮適當減稅,而不是每個環節都在加稅。解決住房問題的關鍵,是要解決保障性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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