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的資產屬性是去不掉的,很多人只看到住房的居住屬性,而沒看到它的資產屬性,只看到它“不動”的一面,看不到它“動”的一面(人在不斷變換住所),只看到“自己”這一面,沒看到“代際傳承”的一面,是一種思維上的誤區。所以在我看來,如果房價下跌,其實對七成以上的國民都沒有好處。
記者:對于近年業內爭論較多的房產稅問題,你有怎樣的看法?
童大煥:我認為房產稅至少在未來幾年內很難全面實施。具體原因,一是它的合法性問題,另外就是實施的難度。像公民的個稅是由單位直接扣抵的,但如果實施房產稅的話,如何收取是個很大的難點,包括在操作上收稅主體如何評估,都很難確認,可能會造成新的矛盾產生。因此一個很大的可能是,最終這個房產稅在將來進行二手交易的時候再轉嫁到賣方手里,即你以前欠了多少年的房產稅,進行交易前要先還清。所以,指望房產稅來降房價也是不現實的。在西方國家,房產稅不光是地稅,還是社區稅,可以通過稅收提高社區的建設水準,因此房產稅收的越多,房價反而也會越高。我們的思路是想通過增加購房成本來降低房價,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
記者:你對保障房的建設持怎樣的觀點?
童大煥:在城市化、住房信用消費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們似乎看到了市場的種種不公平,便又格外地懷念起政府福利分房制度下的種種“公平”,于是再一次把目光和希望聚集在保障房上面。殊不知,市場自身有著異常強大的自我保障功能,甚至可以說,市場對中低收入群體的保障功能比政府作用更強大、更高效,也更公平合理。
在當前各種條件的約束下,在保障消防和建筑基本安全的前提下,鼓勵而不是禁止城中村及城鄉接合部農民拿出一定比例的農村建設用地,用于自建經營性用房,只能出租、不能出售,向城市新移民提供廉租用房,乃是最有效也最公平的保障房出路,這樣既用市場的手段解決了大量廉租房問題,也基本上可以杜絕現有保障房中權貴階層的尋租問題。另外,我們通常所說的大量小產權房,如果能夠把這類房屋合法化,輔之以物業稅等政策,豈不是另一種形式的“經適房”、“限價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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