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國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住房難問題。相當部分人為一個安居之所寢食難安,在高得離譜的房價面前,許多已進入中國傳統上“成家立業”年齡的青年,對住房問題充滿了絕望的情緒。
自從年初中央政府宣布今年建設1000萬套保障房、今后5年將共新建3600萬套保障房這一龐大計劃以來,圍繞保障房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息過。由于保障房對地方政府來說,是一項“虧本”的生意,地方政府對此事一直采取消極拖延的態度。直到最近,中央政府還在催促,要求確保1000萬套保障房11月底前全部開建。
中國提出的首年1000萬套、5年3600萬套的保障房任務,讓反危機的4萬億建設計劃相形見絀。提出這一龐大的計劃出發點有兩個:一是為了在高房價環境下,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困難,促進社會公平;二是為了對沖社會投資的減速,防止經濟增速出現過快地下降。
一項政策要取得成功,首要前提政策出發點必須是科學的。然而,冷靜分析之后,上述兩個出發點都缺乏堅實的科學基礎。
在一般人看來,房價之所以不斷上漲,老百姓的住房之所以困難,是因為城市化導致城市人口快速增長,住房供不應求。如果真是這樣,那么大量建設保障房,顯然是一條有效的解決之道,5年內增加3600萬套保障房供給,可以解決1億多居民的住房問題,城市老百姓面臨的住房難問題即便不能全盤解決,至少也可以得到根本緩解。
然而,用供求關系來解釋當前的住房難問題,在方法上就很可能是錯誤的。各方面的數據都不支持住房供不應求的說法。首先,人們只看到了城市化在推進,卻沒有看到城市新建住房也在不斷增加,從而住房存量在持續增長。根據官方統計數據,最近20年來,中國城市化以每年大約1%的穩定速度在上升,但各地住房建設的速度比這還要快。其結果是,幾乎所有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積在過去若干年里都在持續地上升。
以全國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深圳為例,該市的常住人口人均住宅面積(住宅總面積/常住人口數)已接近40平方方米。全國最大城市上海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積也從2003年的29.35平方米,上升到2009年的34平米。另外,根據發改委官員在今年4月份透露的數據,最近10年,中國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張了50%,而城鎮人口只增加了26%。這意味著我國土地城鎮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的速度,差不多快了一倍,城市建成區的人口密度不斷下降。這也從另一個角度間接地證明,最近十年中國的城市人口的增長并不是當前住房問題緊張的根源。
以加大保障房供給的思路來解決住房難,最典型的失敗案例出現在香港回歸前后。香港回歸之前的數年,受回歸利好的推動,香港房地產市場出現巨大泡沫,社會上出現了嚴重的住房難問題。1997年,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之中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提出每年供應不少于85000個住宅單位,10年內全港七成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由6.5年縮短至3年。但是,該計劃很快就出了問題,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刺破香港房地產泡沫之后,房地產市場現出原形,房價貶值70%,大量家庭成為負資產,“八萬五計劃”最終在人們的批評聲浪中不了了之。當年香港這個雄心萬丈的保障房計劃之所以“種瓜得豆”,乃是因為政府誤判了房地產形勢,誤將投機推高的房價原因歸結為供給不足。今天中國內地的形勢,與當年香港極為相似,這段經驗教訓決策者實不應忽視。
此外,指望保障房來促進社會公平也根本無法實現,雖然世界上確實有些國家的保障房制度達到了這個目標。但在中國的法制環境和吏治水平下,保障房不但不能促進公平,反而只會加大社會不公。過去如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仍會如此,不會因有“生命線”的護航而改變。目前,在“硬任務”的逼迫下,各地將形形色色的單位自建房、定向房充數為保障房,可以預料,最終能得到保障房保障的中低收入者將為數寥寥,大量的腐敗和不公平現象將會涌現。
3600萬套保障房計劃的另一個出發點,即對沖投資下滑,也是站不住腳的。由于缺乏積極有效的體制改革,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不可避免地下降,當前增長下滑通脹難消的現象,即是明證。截至目前,中國經濟不存在總需求不足的問題,反而在勞動力、資源各方面呈現出緊張狀態,因此政府根本沒必要再在總需求方面加碼。即便未來出現四萬億項目結束、民間投資同步出現下滑的不利局面,政策的著力點也應該放在調整收入分配、刺激消費方面,而不能指望通過這種龐大的政府投資計劃來拉動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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