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向后退的同時,社會也要改變。社會會承擔越來越多的公共服務的職能,原本由政府承擔的工作會慢慢轉移到社會組織。舉個例子,美國有60多億民間資金在管環境,而中國這方面資金僅有不到一個億,美國民間的環保人士有將近20萬人,中國現在有五六千人。中國這么大,環保問題這么多,社會組織成長起來后,中國的環保組織能養活一兩百萬人,也有幾百億的資金,政府環保部門就可以縮小很多。因此在政府改革的同時,社會要成長,政府要釋放權力給社會。
未來,大企業將成為行業游戲規則的制定者、競爭規則的制定者,成為經濟變革的火車頭與經濟創新的試驗者。它們通過競爭創造出新的產品和服務,通過競爭出現新的更偉大的企業家,來帶動整個社會經濟向前發展。其實,這部分是不需要政府管太多的,比如說淘寶的出現,不是政府能規劃的,政府的角色是制定《公平競爭法》,去保護和鼓勵更多的“淘寶”誕生。
回想過去的30年,企業在成長中為社會創造了多少東西?小到吃飯、穿衣、偷菜、微信,再到支付寶、淘寶,這都是企業家做的事兒。
如果政府再往后退一點,社會經濟生活會更豐富。未來十年我認為中國可以通過已有的存量資源,靠體制松綁和體制改革、制度變革,激發經濟活力。比如政府有很多房子,我們叫公共物業,你把它丟到市場上,賣給社保基金,或者其它投資基金,再租回給你,就這么簡單一件事,它就進了市場,進了市場以后可以發基金,可以有幾十億的人民幣基金來買這些資產,而這些基金產品又可以交易,是不是GDP越來越多?但是一直放在政府手里,GDP鏈條就斷了,所以只要改革一下,允許政府的公共物業進入市場,GDP就出來了。
今后,企業家的工作就是要呼吁政府不斷把低效的、沉淀的和被制度束縛住的一些資源放到市場中去。
企業家的定位非常清楚,叫“三性”:第一叫批評性,作為一個企業家,總是要發展,對一些事情要發表意見,批評是負責任的,我不講叫批判,善意的叫批評;第二是建設性,批評的目的還是要建設,不是要破壞,動機和方法都是建設性的;第三叫專業性,因為每個企業家都有一些專業能力,怎樣來建設呢?用專業能力來建設。比如我是做不動產的企業家,我就研究公共物業怎么樣更有效率,我不能去研究軍隊怎么打仗。
企業家必須要堅守這三性,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去建設、去批評,而不應該離開專業領域什么都批評。那樣就有點兒寬,過界了。
上一篇:馬光遠:房地產市場鏈條 應盡快打破信息黑幕
下一篇:葉檀:國五條出臺 離婚說明房地產調控錯誤嗎